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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三国名将录之诸葛亮篇(一)治军先治国

握中悬璧 握中悬璧 2022-03-18

                               

前言

喜爱三国的朋友大多会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三国前期比后期更精彩。

后期三国之间相互制衡,导致无法出现东汉末年那种群雄并起,英杰辈出,各种兼并战争此起彼伏的局面,确实稍显平淡。

但这其中是有原因的。古代乱世可以分为两种,比如五胡十六国与三国前期类似,属于第一种,即混乱型乱世。南北朝则类似于三国后期,属于第二种,即稳定型乱世。稳定型乱世会长期维持在均衡的态势中。由于彼此都有一定实力,一两次小规模的胜利难以给对方造成致命的打击,失败方由于底蕴深厚,也不会因为一两次失败就轻易出现兵败如山倒的局面。


总之,优势一方需要两三代人数十年的积累,才能将优势扩大到极为悬殊的地步,从而有能力发起灭国之战。因此,终结这种稳定型乱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可取巧,只能靠实力碾压。

另外稳定型乱世不会从治世直接演变而来,而一定由混乱型乱世过渡而来,比如五代十国到北宋。而混乱型乱世则不一定演变为稳定型乱世,倘若出现一位当世豪杰,而群雄中无人可与之匹敌,那也有可能直接过渡到治世,比如光武中兴。

这就是后期三国争霸与前期军阀混战之间存在的本质上的区别,三国后期是一个由混乱型乱世过渡而来的稳定型乱世。在魏蜀吴三家政权逐渐稳固下来后,领导者主要考虑的方向就转到民生、经济上了,第一要务就是维持内部稳定。

由于彼此都是制度成熟的国家,有着完善的税收和官僚体系,因此内部动员力要远强于群雄割据时期的军阀势力,这样的政权很难被轻易攻灭。这就是三国后期三方长期保持稳定均势四十年以上的原因。

然而局势越稳定,人才也就越发没有表现的机会,这导致大家有一种三国后期比前期更平淡的感觉,其实后期三国的精彩程度比起前期不遑多让。本系列叫做晚三国名将录,在这个专栏里,我选择了诸葛亮、司马懿、陆逊和邓艾四位军事家,今后将在他们的传奇事迹中将三国后期的精彩一一呈现出来。

 

在一些人的印象中,诸葛亮是内政型人才,军事才能并不突出,毕竟他的北伐行动未获成功。这种观点是非常片面的,诸葛武侯能位列武庙十哲,与白起韩信等绝世名将比肩,自有它的道理。

其实以益州为基地进行北伐本身就是一件地狱级别的难度的任务,历史上也就只有兵仙韩信一人做到过。而这其中还有很多原因,比如秦末与三国时期地理水文情况有所不同,三国时期陈仓道由于没有水路通行运粮非常艰难,对北伐行动影响很大。另外秦末属于混乱型乱世,韩信面对的是军阀性质的章邯等三王,而诸葛亮面对的则是组织严密的魏国,对手强大程度不可同日而语。

天下十三州,魏居九州半,诸葛亮仅凭一州之地,令魏国“雍凉不解甲,中原不释鞍,”这本身已经算是极大的成功了,诸葛亮可以说是虽败犹荣,因为两千多年来,没有第二个益州的政权给中原制造过这么大的麻烦。


孙子曰:

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孙子兵法作战第二)

春秋时代著名军事家孙武在两千五百年前就阐明战争背后的本质,即战争消耗极大,难以持久,唯有综合实力更强者才能笑到最后。俗话说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无论一个政权有再多的积蓄(这里指汉族农耕政权),也无法支持长期战争。想要克敌制胜,就必须积累资源,提升国力,这也是稳定型乱世中战争真实的情形。

而西方与之类似的总体战思想到二十世纪才由德国的鲁登道夫提出,可见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先进。

关于综合国力,在古代的历史背景下无非体现在人心向背、政局稳定、外交形势以及人口和钱粮的多寡等几个方面。从这几方面综合来看,曹魏要远强于蜀汉。

诸葛亮的努力最终失败了,虽说不以成败论英雄,但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地位,最终成功与否还是很重要的一个标准。诸葛亮的失败或许正像三国演义中司马懿所说:“孔明自负才智,逆天而行”。

有人会问,由于魏强蜀弱便出师未捷身先死,这不恰好说明诸葛亮不长于军略吗,这样还怎么算得上名将呢?

诚然,在大多数人眼中,以弱胜强才是名将风采。殊不知以弱胜强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战争中强者恒胜,弱者恒败。而兵法所传达思想的也并不是什么以弱胜强之道,而是如何由弱变强。如果敌强我弱交战必败,则应避战,待取得优势后再战。

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孙子兵法谋攻第三

当然这里所说的强弱并不是纸面上的强弱而是指的综合实力,而诸葛亮发起的北伐之战正是在两国综合实力有显著差距的情况下进行的。就是这样,诸葛亮还能在局部战场上占据优势,这还不能算名将吗?

诸葛亮在北伐中取得的一系列战绩,并不是出于他的神机妙算,而是他治国才能的体现。所谓治军先治国,如果没有国家实力做后盾,统帅就不能发挥出他的才能。蜀汉经过诸葛亮的治理,在综合实力上与曹魏的差距已经比之前有很大幅度的缩小了。

作为管仲的粉丝,诸葛亮将管仲治国理财的能力学得淋漓尽致,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他又继承了商鞅的法家学说。诸葛亮治理下的蜀汉可以说是农商并重,这在古代政权中是不多见的。不仅如此,他还能灵活地处理内政和外交问题,让整个国家实力大增,很快就走出夷陵之战惨败的阴霾。

诸葛亮能长期和曹魏抗衡反而占据上风的原因就是他能最大限度的动员出了蜀汉的全部国力。

又遣尚书郎李虎送士民簿,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米四十馀万斛,金银各二千斤,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馀物称此。(三国志蜀书后主传第三,裴注)

以上是蜀汉灭亡那一年的数据,以九十四万人口养十四万士卒官吏,这样的动员比例已经与近代国家相当了,而这可以说是诸葛武侯的遗德也不为过。

诸葛亮治国有五大法宝,我将其总结为:公正执法、恩威并施、联吴抗魏、兴修水利、重视商贸。这五大法宝让综合实力只有魏国五分之一的蜀汉有了和对手抗衡的资本,虽然仍是弱势的一方,但至少有了掰掰手腕的能力。

富国强兵是稳定型乱世中的取胜之道,想战胜对手别无他法只能靠提升自身实力,诸葛亮深谙此理,将管仲和商鞅的治国思想合二为一,短短几年间就将内忧外患的国家从“危急存亡”的处境中拉了出来。


首先说公正执法,这是诸葛亮执政的核心思想,从他个人的言行来看,也是始终不渝地贯彻下去的,令人信服。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出师表)

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於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第五)

诸葛亮在刘备入川后最重要的事,就是和法正、伊籍、刘巴、李严等人共造蜀科。刘焉、刘璋父子治蜀,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而推崇法家思想的诸葛亮主张法、礼并用,威、德并行,也就是以法为体,以德为用,着重教化并公平执法。将法令与教化合二为一。这些措施令蜀汉吏治清明,国势日盛。

天下百姓追求的无非就是公平。当然绝对的公平是不存在的,但至少经过这样改革,诸葛亮凭借以身作则的行为还是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信服。这是一个在国民精神上有巨大加成作用的为政措施,即使连年征战,国内也不会怨声载道,在诸葛亮执政期间,蜀汉的反战派始终被死死压制住,这也就最大限度避免了反对派在战争中拖后腿的行为。

孙子曰: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危也。(孙子兵法始计第一)

孙子认为:百姓与君王有着共同的意志,这称为道,也是道、天、地、将、法作战五要素中的第一位。全国上下万民一心,则可避免内耗,从而发挥出国家全部的潜力。可以说诸葛亮时代蜀汉全国上下的精神风貌和亡国前夕是有很大不同的。倘若武侯不死,谯周的《仇国论》一类的思想则不可能有一丝一毫生存的土壤。

再说恩威并施,恩威并施的对象是南中势力和益州本土势力。简单地说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其实和公正执法是相辅相成的,公正执法的治国理念,可以让南中势力感到蜀汉中央并不会歧视并压榨他们,于是可以心甘情愿的表明:“南人不复反矣。”同时也尽可能让益州势力感到执法的公正,并保证他们的基本利益,最终可以将这两个势力成功团结到蜀汉的大旗之下。

诸葛亮征南中便是以此策略为核心,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下面是三国志中马谡的建议。而诸葛亮文集的南征教中也有同样的记载。

亮曰:"虽共谋之历年,今可更惠良规。"谡对曰:"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今公方倾国北伐以事强贼。彼知官势内虚,其叛亦速。若殄尽遗类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仓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亮纳其策,赦孟获以服南方。(三国志蜀书董刘马陈董吕传第九,裴注)

但仅仅施恩,对方是不可能轻易降伏的,恩威并施才是解决南中问题的一把良钥。所谓恩威并施,就是在拥有足够武力可以震慑对手的同时,又以利益去笼络,使得对手既不敢背叛也没有理由背叛。

当时南中叛乱势力主要有三股。分别是越巂郡的高定、建宁郡的雍闿和牂牁郡的朱褒。其中建宁郡就是之前的益州郡的一部分


先主薨,高定恣睢於越巂,雍闿跋扈於建宁,朱褒反叛於牂牁。(三国志蜀书黄李吕马王张传第十三)

改益州郡为建宁郡,分建宁、永昌郡为云南郡,又分建宁、牂牁为兴古郡。(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第五)

这三股势力成分是不一样的,其中高定(也有史书称之为高定元)是少数民族首领,雍闿是当地豪族,朱褒则是蜀汉官员。对于三路叛军诸葛亮分别派李恢攻建宁雍闿,马忠攻牂牁朱褒,诸葛亮则自领一军攻越巂高定。

三年,亮入南,拜忠牂牁太守。郡丞朱褒反。(三国志蜀书黄李吕马王张传第十三)

丞相亮南征,先由越巂,而恢案道向建宁。(三国志蜀书黄李吕马王张传第十三)

建兴三年春,亮南征,自安上由水路入越巂。别遣马忠伐牂柯,李恢向益州。(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

其中马忠这一路进展最为顺利,很快平定了朱褒叛乱,但此人的结局似乎史书中没有交代,据推测应该是下落不明,否则倘若是投降或者被斩杀应该会明确记录的。而马忠在平定牂牁郡后,则致力于抚慰当地民众,很快恢复了社会秩序。

叛乱之后,忠抚育恤理,甚有威惠。(三国志蜀书黄李吕马王张传第十三)

诸葛亮这一路遇到一点小麻烦,高定坚决抵抗,诸葛亮本来给了此人一个机会,不过高定冥顽不灵,最终还是被彻底剿灭。对于死硬分子,并不能采取安抚策略,还是要亮出刀刃的。

初谓高定失其窟穴,获其妻子,道穷计尽,当归首以取生也。而邈蛮心异,乃更杀人为盟,纠合其类二千余人,求欲死战。(诸葛亮集,南征表)

亮既斩定元。(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

而李恢这一路则有点坎坷,当时他兵力较少,在昆明陷入包围,于是李恢用计宣称粮草将尽,假意与叛军联合,以放松叛军的警惕,然后趁势出击取得大胜,并与诸葛亮这一路人马相互呼应。雍闿则被高定部下所杀。

诸县大相纠合,围恢军於昆明。时恢众少敌倍,又未得亮声息,绐谓南人曰:"官军粮尽,欲规退还,吾中间久斥乡里,乃今得旋,不能复北,欲还与汝等同计谋,故以诚相告。"南人信之,故围守怠缓。於是恢出击,大破之,追奔逐北,南至槃江,东接牂牁,与亮声势相连。(三国志蜀书黄李吕马王张传第十三)

及丞相亮南征讨闿,既发在道,而闿已为高定部曲所杀。(三国志蜀书黄李吕马王张传第十三)


接替雍闿成为叛军首领的孟获,最终得到了赦免。孟获此人在三国志中没有记载,只出现在其他史料中,可能是陈寿对于此人的资料并没有什么把握才没有记录,但他应该还是真实存在的。七擒七纵的故事很可能过于夸张,但是恩威并施,剿抚并用的策略最终大获成功。

定元部曲杀雍及士庶等,孟获代为主。亮既斩定元,而马忠破柯,李恢败于南中。夏五月,亮渡泸,进征益州。生虏孟获,置军中,问曰:“我军如何?”获对曰:“恨不相知,公易胜耳。”亮以方务在北,而南中好叛乱,宜穷其诈,乃赦获使还,合军更战。凡七虏七赦。获等心服,夷汉亦思反善。亮复问获,获对曰:“明公,天威也,边民长不为恶矣。(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

亮至南中,所在战捷。闻孟获者,为夷、汉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观於营陈之间,问曰:"此军何如?"获对曰:"向者不知虚实,故败。今蒙赐观看营陈,若祇如此,即定易胜耳。"亮笑,纵使更战,七纵七禽,而亮犹遣获。获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第五,裴注)

诸葛亮在政府中也任用了一些南中当地的官员,比如孟获就做到御史中丞,另有其他当地俊杰也被任用,彻底笼络了当地豪族势力,南中之乱至此基本被平定下去。

亮收其俊杰建宁爨习、朱提孟琰及获为官属,习官至领军,琰辅汉将军,获御史中丞。(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

平定南中好处多多,首先没有了后顾之忧,可以安心出兵北伐,其次南中地区在兵员和物资方面还可以为国家大量输血。

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乃治戎讲武,以俟大举。(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第五)

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

亮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

南中三郡无论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对于蜀汉都是一个极有益处的补充,南中平定后蜀汉国家实力有了进一步提升。此后南中地区的叛乱虽然持续不断,但规模较小,没有再掀起什么大的风浪。

恩威并施的另一个对象则是益州本土力量。众所周知蜀汉是荆州人掌权的国家,而丢失荆州后由于失去了根基,荆州集团更加希望扩张,这才符合自身利益。不过这就与益州本土势力的利益相冲突了。

原因很简单,益州本土势力一直没有进入蜀汉的核心决策层,因此即使扩张,得益的也是荆州集团。而战争劳民伤财,则损害了益州集团的经济利益。

诸葛亮心知益州势力做大必然会对北伐大业形成障碍,于是明里暗里还是对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打压。比如出师表中推荐给刘禅的四位贤臣:郭攸之、费祎、董允和向宠,郭攸之是南阳人。费祎是江夏鄳县人。董允是南郡枝江人。向宠是襄阳人。他们全都是荆州人。

诸葛亮虽然也会用一些益州人,比如王平、马忠和张嶷,但这些人都是武将,他们只能被诸葛亮所用,却不可能掌握核心权力。至于有一定政治诉求的益州文臣,则基本不会重用。

诸葛亮对益州本土势力虽然在政治上进行了打压,但是由于蜀汉重视发展农业和经济,再加上政治清明,益州大族在经济上的利益还是可以保障的。因此即使他们不会支持北伐,也不会作乱,双方可以达到一个默契的平衡,这便是恩威并施的好处。

总之无论是南中势力还是益州势力,对于冥顽不灵的就毫不留情地进行打击,而能为己所用的就给予利益去拉拢,这样恩威并施,使得诸葛亮的威望在蜀汉国内达到了顶峰。

以上两点公正执法和恩威并施,基本解决了蜀汉内政方面的问题。而第三样法宝联吴抗魏则在外交上形成一大助力。

联吴抗魏是隆中对里就提出的策略了,并不是什么新的理论,因为这是蜀吴两国必然的一个选项。关于这一点,东吴一流战略大师鲁肃也持有同样的看法。对于曹魏,诸葛亮和鲁肃的看法一致。都认为破曹需要长期作战,而且联合也是必须的。因此鲁肃长期致力于维护孙刘之间脆弱的同盟。

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第五)

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三国志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第九)

及羽与肃邻界,数生狐疑,疆埸纷错,肃常以欢好抚之。(三国志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第九)

初,鲁肃等以为曹公尚存,祸难始构,宜相辅协,与之同仇,不可失也。(三国志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第九)

为何在孙刘联合抗曹一事上诸葛亮和鲁肃观点如此一致呢?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战略目标的本质是相同的,即实现帝王之业而并不满足于称霸。隆中对中所说的汉室可兴,指的也是刘备所代表的汉室,而不可能是汉献帝代表的汉室。    鲁肃则劝说孙权放弃称霸的思想,转而以建立帝业为目标,效仿汉高祖刘邦的先例。

肃对曰:"昔高帝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

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三国志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第九)

这种思想无疑是最正确的,随着历史的推移,春秋时代的称霸思想早就不合时宜了,神州大地只能有一个主人,不建立帝业而选择偏安一隅就只能为人所灭。

成就帝业是终极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消灭曹魏,在这一点上蜀吴两家是一致的,这就是合作的基础。至于消灭曹魏之后双方关系如何演化,那就是以后要讨论的事了。

不过在鲁肃去世后,情况发生很大变化,他的继任者吕蒙的格局就太小了,战略目标又重新回到了之前割据称霸这一层次上。在三国博弈中,弱势的二者必须联合,否则一定会被最强的一方各个击破,这是显而易见的。

而东吴背盟的发生却是割据称霸这种短视思想在作祟,也许一时得利,这但长久看来便是走向败亡之路。

东吴最高决策者毕竟还是孙权,没有他首肯吕蒙不可能擅自行动,而孙权本身就是抱有称霸思想的人,只不过当初鲁肃说服了他,后来鲁肃去世,与孙权持有同样观点的吕蒙则再次引导他走了歪路。

权即见肃,与语甚悦之。众宾罢退,肃亦辞出,乃独引肃还,合榻对饮。因密议曰:"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馀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三国志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第九)


目前孙权如愿得到了荆州,两家重归于好的最大障碍就没有了。但是在其他方面还有一些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蜀汉在官方上如何定位东吴这一盟友,要知道在夷陵之战期间,孙权为了避免双线作战已经向曹丕称臣了,他的官方身份是大魏吴王。但是一旦转而和蜀汉结盟,他这个吴王的身份比起刘禅的天子就逊色多了,相当于名义上在同盟中居于从属地位。况且一旦背叛曹丕,曹魏给的这个吴王称号就也要取消,那孙权所拥有的合法头衔就只剩下曹操给的南昌侯了(名义上汉室册封)。在身份上低人一头肯定是心高气傲的孙权不愿意看到的,他试图把自己拉到和刘禅同等的地位上。

蜀复令芝重往,权谓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乐乎!"(三国志蜀书邓张宗杨传第十五)

而诸葛亮派出的使臣邓芝显然看出了孙权的意图,不露声色地做出回击,虽然没有明说,但实际意思还是把东吴的地位降到了蜀汉之下,这令孙权无法辩驳,不得不接受现实吃了个暗亏。

芝对曰:"夫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如并魏之后,大王未深识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尽其忠,将提枹鼓,则战争方始耳。"权大笑曰:"君之诚款,乃当尔邪!(三国志蜀书邓张宗杨传第十五)

由此可见邓芝还是很有外交才能的,诸葛亮这个用人选择的非常好,这也是他的一大优点。事实上,诸葛亮这一生基本也就用错了一次人。

后来在诸葛亮北伐期间,孙权实在禁不住诱惑最终还是称帝了,这让联盟双方的关系又有了很大变化,因为这相当于东吴在明面上挑战了刘禅的权威,这个问题是必须要慎重处理的,因为孙权也希望蜀汉承认他的帝位,而如果不予承认则会破坏联盟关系。不过诸葛亮还是巧妙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即以北伐大业为重,孙权虽然僭越但并不是主要矛盾,待击破曹魏可以秋后算账。

至于具体措施则是对孙权称帝这一事实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做搁置默认处理。这种结果在当下局势中对双方都是有好处的。孙权虽然没被承认帝位,算是美中不足,但至少过了一把皇帝的瘾,而蜀汉这边也免于因为此事与东吴交恶。一举两得。

若就其不动而睦於我,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河南之众不得尽西,此之为利,亦已深矣。权僣之罪,未宜明也。(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第五,裴注)

诸葛亮利用灵活的外交策略,成功稳住了东吴这一盟友,这对蜀汉的北伐事业有极大的助力。道理很简单,东吴承担的曹魏方面的军事压力要大于蜀汉,这是因为东吴要面对曹魏淮南和荆州两个大兵团的威胁。倘若没有这个外援,魏国可以将大批东线部队调集到雍凉,那样北伐就太艰难了。

在诸葛亮的有力的外交手段之下,联吴抗魏这一大方针重新被实施,彻底解决了外交问题。

除了内政和外交,诸葛亮在水利和农业方面也有过人的才能。其实水利和农业也可以合二为一来说,因为在古代水利工程主要作用之一就是灌溉。都江堰是益州农业的根本,这一点诸葛亮再清楚不过了。但是三国时期的都江堰距离战国时刚刚建成已经过去四百年了,肯定有一些损坏,需要做一些维护工程,诸葛亮主持了都江堰的维护工程,这使得蜀汉的仓廪迅速充盈起来。后来在北伐过程中,只出现过因为道路艰险粮草运不到前线,而不会出现国内无粮的情况。

诸葛亮北征,以此堰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水经注)

都江堰主要工程有三个,分别是鱼嘴、飞沙堰和宝瓶口,鱼嘴把岷江分为内江和外江。外江是天然形成的河道,而内江是人工开凿的河道,外江浅而宽,内江深而窄。这样一来,在枯水期,大部分江水会流入内江,起到灌溉作用,而在汛期,多余的江水会从外江流走,起到分洪作用。飞沙堰在汛期会起到排沙的作用。宝瓶口作为最后一道关卡,进一步起到引清排浑的作用。


但是这些设施经过几百年使用会淤积大量泥沙,所以进行维修就不可避免了。诸葛亮不仅修缮了都江堰,还派出一千两百人常年维护,并设置官员专门管理,让都江堰重新发挥了最大的作用。

此外诸葛亮还主持修建了另一处水利设施九里堤。

县西北十里,其地洼下,水势易趋,汉诸葛孔明筑堤九里捍之。(成都县志)

总之水利设施是对国家农业实力提升最显著的手段,秦国用耕战之法一统天下,无非依靠关中和巴蜀两大粮仓,而关中和巴蜀都修建有大型水利工程。关中靠郑国渠,巴蜀则靠都江堰。诸葛亮治蜀,重视兴修水利,从而将益州真正打造成天府之土。

最后说说重视商贸。战争需要制作大量军械,士卒伤亡还要有所抚恤,因此金钱和粮草是同等重要的。

诸葛亮深得管仲经济学之精髓。管仲治理经济的核心要义就是国家垄断,也就是所谓的官山海。这是中国最早的国家垄断自然资源的一种思想。后来西汉的桑弘羊也是利用垄断盐铁帮助汉武帝积累了巨量财富,从而一举打垮匈奴。

要实现垄断,就必须找到一个合适的拳头产品,按传统观点来看自然还是盐铁为佳,因为这是老百姓生活必须的资源,但是若在盐铁上面压榨过重,难免会引起下层的不满,激发国内矛盾。毕竟按现在的观点来看,市场经济才是最优解,而与民争利则是最下之选。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史记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既然不在盐铁上搜刮百姓,那就必须寻找其他方向了,诸葛亮选择了奢侈品这一领域,具体来说就是益州名产蜀锦。


益州自古就有农桑生产的传统,古蜀国蚕丛氏便是养蚕专家。到了汉代,蜀锦知名度进一步扩展,成了丝绸之路上的主要流通品,因此汉朝在成都设置了锦官,为专门管理蜀锦的机构。这也就是成都拥有锦官城别称的由来。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蜀相杜甫)

三国时,为了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为了更好的管理织锦的生产和调拨,诸葛亮恢复了锦官,让国家垄断了蜀锦这一产业,并将蜀锦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上。

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

军中之需,全籍于锦。(诸葛亮集)

那么为何蜀锦能为国家创造如此多的财富呢?这是因为消费对象的不同导致的。从什么样的人身上最好赚钱?无疑是有钱人的钱最好赚。蜀锦就是达官贵人的专属。

秦汉时期上流社会的服装都是宽袍大袖,基本为锦制成,而老百姓大多穿短衣,材质基本是麻。蜀锦就是锦中的王者,也是所有人都认可的贵重商品。刘备平定益州后给功臣赏赐中就有蜀锦。

益州既平,赐诸葛亮、法正、飞及关羽金各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锦千匹,其馀颁赐各有差,以飞领巴西太守。(三国志蜀书关张马黄赵传第六)

蜀锦名扬天下,魏吴两国纷纷大量购入,比如曹操对蜀锦就很是喜爱,专门派人去购买。总之蜀锦贸易对于蜀汉来说是一笔极为可观的收入。

操恐其近即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买锦,可过敕使者,增市二端。(后汉书方术列传下)

江东历代尚未有锦,成都独称妙,故魏则市于蜀,吴亦资西蜀。(丹阳记)

贸易是市场行为,它的背后是利益。而人类恰恰是经济动物,最重利益,因此所谓爱国情怀等精神因素根本不可能阻挡魏国和吴国的达官显贵对蜀锦趋之若鹜。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这种情况引起了魏国皇帝曹丕的高度重视,因为蜀锦本就贵重,并且益州到中原路途艰险,这中间有一笔很高的物流成本,所以蜀锦在中原可以说是天价也不为过。这样一来,魏国每年都有一笔巨大的财富流入蜀汉的囊中。

曹丕对于蜀锦在魏国热销的现象感到痛心疾首,他告诫大臣们,蜀锦虽然好,但蜀国卖给我们的都是劣质商品,以后不要再再购买。

前后每得蜀锦,殊不相比,适可讶,而鲜卑尚复不爱也。自吾所织如意虎头连壁锦,亦有金薄。蜀薄来至洛邑,皆下恶,是为下工之物,皆有虚名。(与群臣论蜀锦书曹丕)

无论是出口到中原的蜀锦真的以次充好,还是曹丕无计可施只好气急败坏地公然污蔑蜀锦品质,这都不能掩盖一个事实,就是通过蜀锦贸易,蜀汉赚取曹魏的财富已经到了令曹丕难以接受的地步了,否则这个事也不会拿到朝堂上去议。这从侧面证明了诸葛亮的经济才能。

现在让我们来总结一下诸葛亮治国的五大法宝。首先依靠公正执法使百姓和官吏对政府有一种信任感,使得国家从上至下万民一心,实现了孙子兵法中所说的道。

然后再通过恩威并施,迅速平定了南中的叛乱,同时压制益州本土势力中的一些不安定分子,实现了国家的稳定,使得之后的北伐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进行下去。

接着选择了合适的时机,并用优秀的使者邓芝,出色地完成了结盟的使命。而且还在名义上于同盟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是蜀汉外交上重大的胜利,蜀汉国力虽相对弱小,但外交上却占据上风,诸葛亮的外交手腕可见一斑。

之后又重视兴修水利,长期维护都江堰,此举增强了益州的农业生产水平,为之后的北伐行动积累了大批粮草。

最后重视商贸,加强经济发展,将纺织业纳入国家控制中,成为支柱产业。以蜀锦作为拳头产品,全面打开魏吴两国的市场,赚取大量财富。而发展纺织业创收,也给了益州本地豪族带来了实际的利益,真正做到了“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现在钱粮充足,诸葛亮开始致力于打造先进的军械,也就是元戎弩。此弩威力巨大,一代名将张郃便死于此弩之下。

又损益连弩,谓之元戎,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第五,裴注)


另外针对蜀道艰险的特点又制作了木牛流马,以便运送兵粮,减轻后勤压力,延长外出作战的周期。

九年春二月,亮复出军围祁山,始以木牛运。

十年,亮休士劝农於黄沙,作流马木牛毕,教兵讲武。

十二年春二月,亮由斜谷出,始以流马运。(三国志蜀书后主传第三)

现在国家内政稳定,外有强援,钱粮充沛,北伐已经迫在眉睫。

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出师表)

227年春,诸葛亮上出师表,随后率大军抵达汉中,为北伐之战做最后的准备。

五年春,丞相亮出屯汉中,营沔北阳平石马。(三国志蜀书后主传第三)

    前一年魏帝曹丕病故,明帝曹睿登基,今年23岁,正是主少国疑之良机。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蜀汉的战争机器已经全面开动起来,一个宏大作战的计划即将横空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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